用創作填滿台北和澳門的距離
從一開始完全不知道澳門的存在,到現在隻身定居將近八年,雖然還有很多關於她的新舊面貌不甚熟悉,卻也嘗試一點一滴的參與、經營、表達自己的觀點,或者選擇沈默、靜觀其變、冷眼相對。不論是何種表情和行動,都沒有他人的施壓和約束,我很慶幸能夠忠於自己的真心。在重覆進出台北、澳門之間,我時常感受到不穩定中自然產出的動力,有些人或許不適合,甚至拒絕這樣流浪、放逐的生活方式,但它確實讓我用正面思考去理解當下的事物,並且和創作不可分割。
澳門最迷人之處在於隨處可擷的東西方意象的交融,這在飲食、建築、藝術、語言,甚至是路牌標示等都可以發現。在剛開始澳門落腳的三、四年之間,最令人煩惱的就是拿到一張可以工作的證明文件,然而,在這段晃蕩不安又有時充滿危險的狀態,創作是唯一能讓我感到幸福的方式。還記得畢業前夕與指導教授Leon Rubin的對談,詳細的內容早已記不清楚,但他贈予我「合作」(Collaboration)兩字,一直是我實踐劇場的重要信念。我嘗試與不同類型的當地團體合作,介入創作的身份可以是導演、演員、工作坊導師、翻譯、配音員、志工等。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三個演出合作,有曉角劇社的《上帝說,有光,便有光》(導演許國權,編作劇場,於澳門、廣州、上海演出)、石頭公社的《靜安寺路192號6樓》北京版(導演李銳俊,舞蹈劇場,不同組合於澳門、北京、南京等地演出)以及足跡的《詩人的鞋》韓國首爾版(導演莫兆忠,形體劇場,同系列作品於澳門、韓國演出)。
這三位導演的年齡約在35~45歲之間,對於生活的歷練已有獨特的領會,也充分揉入東西方文學的見解和對歷史社會議題的關懷。除了演出,當時也有機會參與澳門藝穗節的行政工作,促使我接觸更多元的中西族群,出乎意料地對現在從事台北藝穗節遊行策劃和志工訓練的我,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。 從2002~2006年間,我從密集的合作中認識了很多人,也理解了人心,包括我自己的在內,我決定不再反覆地被何處為「家」的問題困擾,而是採取隨處而安、隨地可「成家」的做法。哪怕只是一個人,只要心安靜了,就懂得運用智慧選擇,選擇了,就無悔地付出全力以赴。這點適用於生活,在創作中亦是相通的道理。
生活和創作總是頻繁的與人接觸、溝通。在澳門,官方用語是中文和葡文,英文也廣泛使用。若想瞭解澳門的在地文化,廣東話是必須要學會的,而普通話也相當普及,通常澳門人聽力的比會話好,不時也聽得到說福建方言的居民(註1)。 我的廣東話是無師自通,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,某天突然開竅就會說了。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無需過度擔憂之後,轉而把重心放在探求自己想做的劇場作品。可能是初生之犢總是天地不怕,希望可以在茫茫書海中找到獨樹一幟的形式和風格。後來我才從反覆的實務練習之中體會到,認識自己的個性和既有條件是每個創作都要重新思考一遍、數遍的過程,往往預設的形式、風格都是錦上添花,只需專注思考作品的訊息、演員的本質、觀眾的存在,一切就會自然而且有機地產生,成為一部真切誠懇的作品。
我的廣東話仍未爐火純青,所以本能地用少量甚至無語言的方式和觀眾對話,也因此結識了許多位傑出的平面設計師、攝影師、畫家、詩人、舞者、音樂人等,如朱倬信、李銳奮、吳少英、蘇惠瓊、郭瑞萍、李慧芬。2006年在澳門醞釀的微型劇場代表作《格子爬格子》(註2),演出地點在當初剛成立不久,現在已經是小有名氣的「邊度有書」獨立書店進行。最令我感到驚喜的是晚間11點的場次,竟也座無虛席。這說明澳門小,步行是最怡人的行動方式。這可能也反應澳門人追求、渴望創新的藝文體驗,也代表澳門是個年輕藝術工作者創業的好地方,可能因為文化方面沒有太多養分,才會讓我有付出的機會。澳門目前僅有約29.2平方公里,但是鄰近香港、中國大陸,腹地至大。近年澳門和廣東省珠海市共同發展橫琴新區計畫,歷史悠久的澳門大學也正在動土建設新校區。無疑地,澳門已經是吸收人文風情、刺激創作靈感的門戶,只要藝文工作者肯耕耘、不畫地自限,各種發展的可能性的都會發生。
然而,澳門付出巨大的代價換來經濟驚人的成長,藝術文化始終努力地追趕進度。2002年月澳門賭全開放以及2003年9月中國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的政策,使得澳門的新設賭場和短期觀光客越來越多,眾多方面都逐漸消耗殆盡或變質,例如填海造陸蓋高樓徹底改造自然環境,經濟掛帥造成教育程度、就業結構和人口素質進展單一而且緩慢,接踵而至的遊客也使空氣、交通、治安品質下滑等情況。小城樣貌的轉變也使我關注更多環境和社會的議題,結合各類年輕藝文工作者的力量,拋出相關填海的議題,嘗試以創意度高的藝文行動切入新舊城區的議題,如集體寫作《十點宣言》、環境舞蹈劇場《Give Me 5!給我舞》以及《我是海行者》的親水計畫等。透過一連串的藝術性行動,希望政府和民眾用多重的觀點找出城市失衡的最佳補救方案。
近年, 中國政府極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為重點城市發展項目之一,在北京798藝術特區、香港西九之後,澳門也在2010年落實相關的計畫,設立文化產業委員會、增設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,儘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解決藝文人才、補助、市場等資源失衡的困境。一直朝向跨界、跨地域的多元合作的我,也幸運地和現時的文化政策接軌,其中一個水墨意象形體劇場<玩·風景>,從2008年開始,多次自費或憑借少量補助在幾個中國內地城市試驗展演,經歷階段性的改良、演出、重組表演者、考量市場定位等之後,最後以實務經驗摸索出長遠經營的方向,因此獲得大部份的澳門補助,將作品帶至在今年七月波蘭Bytom的表演藝術節,年底則赴韓國藝術市場展演。經濟無虞之下,加上文創風氣鼎盛,使我相信澳門不僅適合青年藝術工作者創業,也適合成熟藝術工作者發展。醞釀未來匯集亞洲多元藝術文化(包括華文)的實力。
我從未想過正式地把澳門的觀察公諸於世,但透過書寫的過程,我得以有會再次審視生命的軌跡。台灣的藝文資訊,在澳門從不間斷。在台灣,是否也能即時和澳門、香港,或是中國大陸重點城市的藝文動態接軌呢?對我而言,澳門和台灣都是我的家,給予我豐沛的生長養分。在兩個家之間往返將近八年,鄉愁減少,但思念劇增,也對自己在藝文工作的角色有更多的期許,希望可以更積極有效率地分享見聞,促使兩地藝文有深切持續性的交流,以及更務實的合作計畫。
(註1) 台灣人說的「中文」,指的是國語、普通話。港澳人士說的「中文」,多半意指廣東話,即是粵語,他們不會用「國語」兩字,直接用「普通話」表示。
(註 2) 曾於港澳台、韓國、波蘭演出,也入圍當季的台新藝術獎。
(牯嶺街文化報,寫於2011年7月)
澳門最迷人之處在於隨處可擷的東西方意象的交融,這在飲食、建築、藝術、語言,甚至是路牌標示等都可以發現。在剛開始澳門落腳的三、四年之間,最令人煩惱的就是拿到一張可以工作的證明文件,然而,在這段晃蕩不安又有時充滿危險的狀態,創作是唯一能讓我感到幸福的方式。還記得畢業前夕與指導教授Leon Rubin的對談,詳細的內容早已記不清楚,但他贈予我「合作」(Collaboration)兩字,一直是我實踐劇場的重要信念。我嘗試與不同類型的當地團體合作,介入創作的身份可以是導演、演員、工作坊導師、翻譯、配音員、志工等。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三個演出合作,有曉角劇社的《上帝說,有光,便有光》(導演許國權,編作劇場,於澳門、廣州、上海演出)、石頭公社的《靜安寺路192號6樓》北京版(導演李銳俊,舞蹈劇場,不同組合於澳門、北京、南京等地演出)以及足跡的《詩人的鞋》韓國首爾版(導演莫兆忠,形體劇場,同系列作品於澳門、韓國演出)。
這三位導演的年齡約在35~45歲之間,對於生活的歷練已有獨特的領會,也充分揉入東西方文學的見解和對歷史社會議題的關懷。除了演出,當時也有機會參與澳門藝穗節的行政工作,促使我接觸更多元的中西族群,出乎意料地對現在從事台北藝穗節遊行策劃和志工訓練的我,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。 從2002~2006年間,我從密集的合作中認識了很多人,也理解了人心,包括我自己的在內,我決定不再反覆地被何處為「家」的問題困擾,而是採取隨處而安、隨地可「成家」的做法。哪怕只是一個人,只要心安靜了,就懂得運用智慧選擇,選擇了,就無悔地付出全力以赴。這點適用於生活,在創作中亦是相通的道理。
生活和創作總是頻繁的與人接觸、溝通。在澳門,官方用語是中文和葡文,英文也廣泛使用。若想瞭解澳門的在地文化,廣東話是必須要學會的,而普通話也相當普及,通常澳門人聽力的比會話好,不時也聽得到說福建方言的居民(註1)。 我的廣東話是無師自通,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,某天突然開竅就會說了。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無需過度擔憂之後,轉而把重心放在探求自己想做的劇場作品。可能是初生之犢總是天地不怕,希望可以在茫茫書海中找到獨樹一幟的形式和風格。後來我才從反覆的實務練習之中體會到,認識自己的個性和既有條件是每個創作都要重新思考一遍、數遍的過程,往往預設的形式、風格都是錦上添花,只需專注思考作品的訊息、演員的本質、觀眾的存在,一切就會自然而且有機地產生,成為一部真切誠懇的作品。
我的廣東話仍未爐火純青,所以本能地用少量甚至無語言的方式和觀眾對話,也因此結識了許多位傑出的平面設計師、攝影師、畫家、詩人、舞者、音樂人等,如朱倬信、李銳奮、吳少英、蘇惠瓊、郭瑞萍、李慧芬。2006年在澳門醞釀的微型劇場代表作《格子爬格子》(註2),演出地點在當初剛成立不久,現在已經是小有名氣的「邊度有書」獨立書店進行。最令我感到驚喜的是晚間11點的場次,竟也座無虛席。這說明澳門小,步行是最怡人的行動方式。這可能也反應澳門人追求、渴望創新的藝文體驗,也代表澳門是個年輕藝術工作者創業的好地方,可能因為文化方面沒有太多養分,才會讓我有付出的機會。澳門目前僅有約29.2平方公里,但是鄰近香港、中國大陸,腹地至大。近年澳門和廣東省珠海市共同發展橫琴新區計畫,歷史悠久的澳門大學也正在動土建設新校區。無疑地,澳門已經是吸收人文風情、刺激創作靈感的門戶,只要藝文工作者肯耕耘、不畫地自限,各種發展的可能性的都會發生。
然而,澳門付出巨大的代價換來經濟驚人的成長,藝術文化始終努力地追趕進度。2002年月澳門賭全開放以及2003年9月中國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的政策,使得澳門的新設賭場和短期觀光客越來越多,眾多方面都逐漸消耗殆盡或變質,例如填海造陸蓋高樓徹底改造自然環境,經濟掛帥造成教育程度、就業結構和人口素質進展單一而且緩慢,接踵而至的遊客也使空氣、交通、治安品質下滑等情況。小城樣貌的轉變也使我關注更多環境和社會的議題,結合各類年輕藝文工作者的力量,拋出相關填海的議題,嘗試以創意度高的藝文行動切入新舊城區的議題,如集體寫作《十點宣言》、環境舞蹈劇場《Give Me 5!給我舞》以及《我是海行者》的親水計畫等。透過一連串的藝術性行動,希望政府和民眾用多重的觀點找出城市失衡的最佳補救方案。
近年, 中國政府極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為重點城市發展項目之一,在北京798藝術特區、香港西九之後,澳門也在2010年落實相關的計畫,設立文化產業委員會、增設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,儘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解決藝文人才、補助、市場等資源失衡的困境。一直朝向跨界、跨地域的多元合作的我,也幸運地和現時的文化政策接軌,其中一個水墨意象形體劇場<玩·風景>,從2008年開始,多次自費或憑借少量補助在幾個中國內地城市試驗展演,經歷階段性的改良、演出、重組表演者、考量市場定位等之後,最後以實務經驗摸索出長遠經營的方向,因此獲得大部份的澳門補助,將作品帶至在今年七月波蘭Bytom的表演藝術節,年底則赴韓國藝術市場展演。經濟無虞之下,加上文創風氣鼎盛,使我相信澳門不僅適合青年藝術工作者創業,也適合成熟藝術工作者發展。醞釀未來匯集亞洲多元藝術文化(包括華文)的實力。
我從未想過正式地把澳門的觀察公諸於世,但透過書寫的過程,我得以有會再次審視生命的軌跡。台灣的藝文資訊,在澳門從不間斷。在台灣,是否也能即時和澳門、香港,或是中國大陸重點城市的藝文動態接軌呢?對我而言,澳門和台灣都是我的家,給予我豐沛的生長養分。在兩個家之間往返將近八年,鄉愁減少,但思念劇增,也對自己在藝文工作的角色有更多的期許,希望可以更積極有效率地分享見聞,促使兩地藝文有深切持續性的交流,以及更務實的合作計畫。
(註1) 台灣人說的「中文」,指的是國語、普通話。港澳人士說的「中文」,多半意指廣東話,即是粵語,他們不會用「國語」兩字,直接用「普通話」表示。
(註 2) 曾於港澳台、韓國、波蘭演出,也入圍當季的台新藝術獎。
(牯嶺街文化報,寫於2011年7月)